牛津大学马格努斯：中国正面对一个“三元悖论”难题，无法同时追求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西方经济学界坚持认为更加开放自由的市场、以及放开资本管制是前进方向。但在中国，这种观点并不容易被接受。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刘远举：为何一个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在出台前一点风声都没有？宽马路、大小区、大院子正是产权保护和公民权利低下的产物。用导致错误的方法去纠正这个方法犯下的错误，结果很可能不是改正了这个错误，而是加重这个错误。小区到底打不打开，政策最终应由城市居民自己来选择。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刘波：当前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心态开放、能接受政府随意“拆墙破院”的民众，而是心态开放的政府，以尊重市场规律、城市规划原理而不是“拍脑袋”方式决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苏培科：年报公布前，A股市场“高送转”的把戏越玩越过火，投资者务必要警惕上市公司的大小非和主要股东借“高送转概念”掩护减持套现和抬高股价。

德国商业银行周浩：企业负债的上升加大整体经济下行压力，这意味着整体经济增速仍将继续放缓；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必须保持“双宽松”来减缓减杠杆过程中的痛苦。

社科院金融所杨涛：我们不需要神话Apple Pay，也不能低估和漠视其给支付产业链带来的技术与商业模式冲击。在移动支付舞台上，它究竟能掀起多大浪花，还有待历史检验。

维也纳大学东亚学院汉学系夏白鸽：今年是中国开始宪政改革110周年。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因、波折和结果而言，110年前的历史轨迹竟能与今日直接衔接，且共同之处颇多，吊诡之处亦似。然而，中国的历史还是不要再继续相似下去为好。

蔡凯龙：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监管骤严，初衷是为了保护普通投资者，让行业健康发展，但后果可能是把互联网金融的“熔断”演变成“跌停休市”。

平安证券固定收益事业部石磊：投资者看到的价格信号，都是资产负债表调整的信号。长期趋势一旦确立，任何逆趋势的短期波动都是机会再次降临。

工银国际研究部联席主管程实：市场本身就是最好的预言者之一，金融变量走势既是市场情绪的现时反映，也包含了隐藏的变局信息。金油比已升至1974年来最高点，这是种不易察觉的反常现象。

上海证券胡月晓：现阶段汇率变化是投资者对市场前景预期的关键因素，在现已展开的汇率超调反转态势确立后，借助“两会”暖风的股市反弹行情将会超预期展开。

北航高研院田飞龙：台湾民主已巩固，但对大陆的示范作用并不充分，因其民主经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大陆有别。在“一国两制”下寻求突破，仍是中国未来宪制愿景。

许成钢：美国物理学家上周宣布，自爱因斯坦预言存在引力波以来，他们第一次直接证实了引力波的存在。这一重大突破刺激我们再次探讨中国科学落后的深层原因。

夏春：为资本市场空头辩护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如果说索罗斯们是金融危机的黑武士，那么政府管理者和其他传统金融机构起到的破坏性作用更不应该被忽视。

经济学家陆铭：中国经济问题是总量的，但更是结构的；中国需要通过市场建设和制度改革，在结构调整中实现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匹配，改革思路叫什么根本不重要。

云南民族大学王恩学：中国精英需要再造，需要塑造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公共意识和责任的精英群体。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或许无须重建，但传统的“士精神”却必须扎实培育。

艾瑞克•魏纳在《寻找天才》一书中，踏上了一段史诗般的旅程，探索了东西方的7座城市，来确定人所处的地方对培育天才的重要作用。

中国东方证券邵宇：亚洲金融危机中，对冲基金利用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窝里斗，日元在其中起到了相当负面的作用，人民币则在区域内树立了威信。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黃育川：人们常常争论是否需要通过实施更多市场化改革来纠正中国金融市场的运作机制，但解决实体经济中的扭曲同样重要，正是这些扭曲让劳动力和资本得不到更有效的配置。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乔依德：人民币进入SDR篮子具有象征意义，它认可了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所取得的进展，是人民币国际化上了一个新台阶的标志。然而，要真正成为国际认可的储备货币，人民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